两个多月来，香港因为特区政府修订《逃犯条例》，引发了大规模的市民上街游行。在特区政府暂缓这项工作，特别是特首随后多次、在不同场合非常直白地表示“这项修例工作已经终止，不会再进行”的情况下，反对派和一些激进人士并不罢休，在外部势力的配合下，仍然不断挑动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对立，将抗议的性质向非法暴力方向转变，甚至冲击“一国两制”的底线，令他们的暴行带上了“颜色革命”的特征，而且暴力的形式越演越烈，已经有了恐怖主义的苗头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今天回顾邓小平先生在1984年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的谈话，以及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两篇文献，具有特别的意义。
要点1：香港今天的成就地位得益于“一国两制”
“一国两制”是国家对香港和澳门实行的惠港、利澳的国家政策的大倾斜。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允许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，顺利完成港澳回归，实现两岸统一，这是“一国两制”的初心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，后无来者不敢说，但绝对是前无古人的。正如邓小平先生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指出的：“这是个新事物。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，不是日本提出来的，不是欧洲提出来的，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，而是中国提出来的，这就叫做中国特色。”邓小平先生又说，正是因为“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所以才制定‘一国两制’的政策，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。没有点勇气是不行�